4月21日，在日本与湄公河流域国家首脑会议上，柬埔寨首相洪森、老挝总理通辛、日本首相野田佳彦、缅甸总统吴登盛、泰国总理英拉、越南总理阮晋勇（从左到右）握手留影。新华社

　　肩并肩，手牵手，在镜头前一起展现如出一辙的微笑……今年4月21日在东京举行的日本与湄公河流域五国首脑会谈上，柬埔寨首相洪森、老挝总理通辛、日本首相野田佳彦、缅甸总统吴登盛、泰国总理英拉、越南总理阮晋勇组成了一幅“大团结”画面。

　　自2009年以来，日本与湄公河流域五国每年都举行一次首脑峰会，今年已经是第四届了。此次首脑会议上，日本首相野田佳彦抛出“重磅金弹”：今后3年间，为帮助五国建设基础设施，日本将提供6000亿（约合74亿）的政府开发援助（ODA）。

　　日本媒体毫不掩饰地称，日本援助湄公河流域国家牵制中国的意图非常明显。

　　日本《产经新闻》电子版4月21日晚以题为《重开对缅甸日元，大力支持改革，牵制中国》为题报道说：“通过加强与湄公河五国的合作关系，将加强在该地区被中国和韩国超过而变得薄弱的日本影响力。缅甸不仅有丰富的资源，而且临近印度洋，对日本企业来说，是进入中东和非洲的踏板。日本援助有牵制中国的目的。”

　　野心不仅停留在经贸等领域

　　4月21日的首脑会议上，日本向湄公河流域五国提出了包括高速铁路在内的57个具体合作项目，项目总额达2.3万亿日元。其中越南数量最多，为26个。紧接着就是缅甸，共有12个项目。

　　显然，在湄公河流域五国中，日本最关注的是越南和缅甸。日本媒体对越南与缅甸也进行了密切报道。《产经新闻》4月21日电子版报以题为《确认合作建设核电站，日越首脑会谈》报道说，野田首相与越南总理阮晋勇在东京都内的迎宾馆举行会谈，再次确认日本将推进与越南的核电站建设合作。两国首脑还一致表示，继续共同开发越南的稀土。”

　　在与缅甸总统吴登盛的会谈中，日本表示将支持缅甸的交通网和电力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在最大城市仰光近郊迪拉瓦经济特区的开发合作。野田佳彦高度评价缅甸的民主化进程，表明将时隔25年，重新开始1988年缅甸军事政变后停止的日元贷款，并且阶段性放弃约3000亿日元的延期债权。

　　据分析，日本正将日渐开放的缅甸视为其扩大外需的重要市场。日本恢复对缅日元贷款，是为了更好地促进日本企业在缅甸投资。日本企业也早已跃跃欲试。曾经一度退出缅甸市场的铃木公司因泰国、中国的人力成本上升，正在考虑重新进入缅甸市场。

　　4月21日的首脑会议通过了《日本—湄公河合作2012年东京战略》草案，该战略草案指出，为了实现湄公河地区的均衡可持续发展，将制定新的支柱，首先是加强湄公河地区的联系，为东盟成员国2015年建立共同体，纠正地区开发的差距，将作出最大限度努力，继续强力支援湄公河地区的联系性。

　　该战略还提出，将在日本和湄公河合作框架中，就地区和国际形势进行讨论。战略表示，湄公河地区各国和日本还准备通过“湄公河下游地区开发倡议”、日中湄公河政策对话以及伊洛瓦底江、湄南河及湄公河经济合作战略组织等，加强与各种地区框架和第三国的合作。将力争避免援助努力的重复，促进各国的多层次合作。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战略还提到南中国海问题，表示与会国认识到海洋作为国际公共财产的重要性，再次认识到应根据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其他与海洋有关的国际法普遍达成的航行自由、航行安全、不受妨碍的活动与和平解决冲突等原则，促进和深化地区的海上安全保障和关于海上安全的合作。期待最终签署关于南中国海的行为规范。

　　有观察人士指出，与湄公河流域五国的合作，日本利用该合作机制的“野心”，不仅仅停留在经贸、基建、环境以及能源等领域的软层面，将来会更多地涉及地区安全与政治领域，以全面扩大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

　　在首脑会议召开前，日本《读卖新闻》发表题为《利用战略性ODA，通过海上安保，支援东南亚》的社论指出：“在海上安全保障领域，加深与东南亚各国的实质战略合作意义重大。政府应该利用政府开发援助，向菲律宾的沿岸警备队提供巡逻船和船舶通讯系统，提高菲律宾的海岸保安能力。在南中国海，中国与菲律宾、越南之间存在领土争端。对于在东海与中国存在摩擦的日本来说，南海问题绝对不是事不关己。在ODA之外的领域，还应该追求广泛的安全保障合作。”

　　ODA渐成争当政治大国手段

　　日本与湄公河流域国家每届首脑会议，ODA一直都是日本政府手上的“王牌”，“令人垂涎的香饽饽”。神户大学兼职教授王智新指出：“日本到处以ODA为钓饵去引诱、拉拢对方，对日本政府在东南亚的举动，要关心，注视，不能掉以轻心。”

　　他指出，日本对东南亚的兴趣，最早源于垂涎东南亚地区的战略资源，如橡胶等，那是在二战以前就开始了。上世纪70年代，日本曾有过一阵子东南亚热，当时，日本学者们纷纷以东南亚为课题进行研究，京都大学设立东南亚研究所。而当中国逐渐崛起后，醉翁之意就不在酒了，日本援助东南亚的目的在于牵制中国，试图借助东南亚的力量，充当东亚盟主。

　　资料显示，从战后补偿时代开始，日本就对东南亚各国进行了大量援助。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华人教授会议代表、东洋学园大学教授朱建荣就致力于研究日本与东南亚的关系。他指出，1951年所谓的《旧金山和约》（又称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签署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在处理与东南亚国家战后问题时，日本尽量不用简单赔钱的赔偿方式，而是采取补偿和支援的形式，例如给东南亚国家建水库、发电站等，一方面避免了战败国的屈辱感，另一方面为日本企业重返东南亚提供了机会。

　　上世纪60年代后，日本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其民间企业开始大举进入东南亚。作为ODA的前身，日本政府扩大对不发达国家的融资，但要求其用该款项购买日本企业产品，间接地支持本国企业的出口和在当地建厂。而到了上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资金更为充足时，开始考虑地区战略，于是制定了有关ODA的一系列法律和政策，希望通过提供ODA，扩大日本的影响力，将东南亚地区打造成日本的经济后院。

　　日本政府制定ODA战略还有一个原因：上世纪60年代打入东南亚的日本企业在当地只顾赚钱和购买原材料，砍伐森林，引起当地人反感，被指责为“经济动物”。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后前往东南亚访问，在泰国被扔了臭鸡蛋，抗议的口号是“日本企业滚回去”。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东南亚各国对于日本在二战时的侵略反感情绪较强，日本通过经济补偿和援建基础设施，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这一情绪，到了70年代，当地对日本的不满则集中在经济问题上。

　　出于此，日本时任首相福田赳夫提出了与东南亚建立“心连心”关系的口号，一方面希冀打消东南亚各国“受经济掠夺”的不平衡心理，另一方面，试图通过建立对等关系，扩大日本的外交影响力。

　　1978年，大平正芳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时首次提出了“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将ODA定为日本的综合性外交武器，既支持本国企业到海外发展，又重视确保资源供应，还可以扩大日本的外交影响力，一举三得。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日本更加自觉地运用ODA，争当政治大国，对外提供ODA成为一种得心应手的战略手段。

　　感受到中国“巨大的存在”

　　关于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扩大影响力，不论是日本政界人士，还是日本媒体，都会有意无意地表示“目的是为了牵制中国”。

　　王智新教授说，他曾听一位日本外交官亲口吹嘘说：“日本在湄公河一带的行动，如在湄公河上修建发电站等，是专门针对中国的，目的就是要在中国与那些国家之间打下桩子，以防止他们倾向中国。”

　　据介绍，日本对中国与东南亚的合作有着很强的紧迫感。日本认为，中国近10年在东南亚影响力的扩大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预料，比如，中国政府有意扩大在湄公河流域的影响，如与沿岸国家在湄公河联合巡逻，向各国推销高铁，帮助当地建设基础设施，等等。

　　4月22日，《读卖新闻》又发表了题为《将对缅甸支援应用于民主化和市场经济》社论，指出：“目前缅甸正在不断改善与日本以及欧美的关系。对日本来说，加强与连接东南亚和南亚的战略要冲缅甸的关系，对于牵制膨胀的中国是必要的。

　　有日本负责对外援助的“国际协力机构”（JICA）和外务省的官员明确表示，这次日本决定对湄公河流域提供多达6000亿日元的经济援助，不能说是为了围堵中国，因为中国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不可能被围堵，但也不能否定该决策是由于意识到中国“巨大的存在”。

　　外务省中国课课长石川浩司认为，日本的报刊把日本政府的外交举动解释为“围堵和防范中国”是不对的，这既不是事实，也有悖于日本外交的基本政策。日本和中国是既有竞争也有合作的关系，各有所长，而在面向第三国的援助方面加强中日两国的合作，现实可能性很大，也有利于改善中日国民感情。

　　朱建荣教授介绍，JICA和外务省人士都指出，在与湄公河流域五国的协议中，日本感受到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不愿意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站队。过分强调与中国的对立，其实也不利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经贸关系。日本有关人士在援助湄公河流域国家的过程中，还开始认识到中日两国“合则两利”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