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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院地法的实践


  法院地法是指审理案件的法院所在法域的法律。涉外合同案件审判实践中,适用法院地法判决的案件比适用外国法判决的案件多很多倍。本文试对这类现象的成因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以与大家探讨。

  一、涉外合同纠纷案件中适用法院地法常见的几种情况

  1、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适用中国法律解决纠纷,法官依照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适用法院地法审理,这是最普遍的一种情况。例如一例发生在中国的原告为英国公司、被告为中国公司的诉讼,双方在合同中有约定若发生纠纷适用英国法律。由于英国是判例法国家,对英国法的查明存在一定的困难,故庭审时英国公司向法院提出愿意适用法院地法即中国法律解决纠纷,而被告亦表示同意,则法院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适用中国法律对该案进行了审理。

  2、法官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合同的准据法为法院地法。如一例双方当事人均为香港公司的买卖合同纠纷案, 因被告一方在我国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而诉至我国法院。双方在合同中对适用法律没有作出约定,诉讼中亦没有就此达成一致的意见。受案法院认为,诉讼可供执行的财产在我国境内,且双方按照我国诉讼程序参加诉讼,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我国法律对此案进行了审理。

  3、外国法无法查明时法院地法的适用。如当事人在香港签订了贷款合同和抵押合同,约定贷款合同适用香港法。合同缔结后,贷款方按约放贷,借款方却未按约还款付息,贷款方诉至我国法院。依照我国有关法律规定的冲突规范,法院以双方当事人选择的香港法作为处理该贷款合同争议的准据法,故通知双方当事人在规定的合理时间内提供有关香港法的证明资料。由于双方当事人未能提供或证明有关贷款及抵押方面的香港成文法和判例,法院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第193条“……通过以上途径仍不能查明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规定,适用了施行于我国内地的有关实休法。

  二、我国法院审理涉外合同案件适用法院地法的成因

  1、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意思自治原则是指合同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一致的意思表示自由选择支配合同准据法的一项法律选择原则。我国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的法律”,这即是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在这一原则下,这个被选择的法律,可以是中国法,也可以是外国法,还可以是某项国际公约或国际惯例。当事人选择了哪国法,解释、处理合同争议时,就要以哪国法为依据。只要合同双方对适用我国法律解决纠纷达成共识,法官就根据我国法律对案件进行审判。我国对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时间限制较宽松,即便当事人在合同中没能达成法律选择条款或达成的法律选择条款指向的是某一外国法,只要当事人在庭审前就适用中国法律解决纠纷达成一致,法官就认为当事人变更了法律选择条款,从而适用中国法律解决纠纷。况且对于任何一项发生在我国的诉讼,若当事人选择适用某外国法必将会产生提供或证明该外国法的举证责任问题。在当事人面临这些困难时,为了节省诉讼时间和节约诉讼成本,转而同意适用法院地法解决纠纷不失为一项权宜之策。

  2、最密切联系原则已成为现代各国解决涉外民商事关系法律适用冲突问题所广泛采用的原则,在合同法律适用方面尤其如此。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六十九条均对此予以规定。最密切联系原则是指合同应适用的法律是合同在经济意义或其他社会意义上集中定位于某一国家的法律。根据这一理论,某一合同之所以要适用某一国家的法律,并不是因为该国是合同的缔结地或履行地,而是因为从合同的整体情况来看,合同与该国有着最密切的联系,这就要求法院必须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对案件作出灵活的处理。如一例涉外购销合同质量纠纷案,双方当事人在购销合同中没有关于合同争议适用法律的约定,因而,从合同争议角度上看,即应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法官审查后认为,本案合同是由中方的被告拟定后寄交外方的原告签字确认的,货物产地为中国,且成交确定书中约定货物品质、数量、重量以中国商检及被告所出证明为最后依据,说明中国是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故认定中国法律是处理合同争议的准据法。但值得注意的是,实践中案件的实际情况是复杂的,由于最密切联系原则本身没有提供必要的严密而精确的方法,就使得它的适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官的分析和判断。这种做法潜在的弊端是:缺乏精确性;无法排除法官的地域偏见,导致由于滥用法官自由裁量权而扩大法院地法适用的可能性。就前面提及的两香港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案而言,一方在我国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仅仅是我国法院取得该案管辖权的依据,双方按照我国诉讼程序参加诉讼也是由诉讼法的公法性质决定的,均不能成为判断最密切联系地的理由。对于这一案件而言,法院作出的法律选择显然不适当,导致当事人的某些合法权益最终没有得到保障。另外,专门的法律选择规范的不健全,也为最密切联系原则作用的“发挥”留有一定的空间,这是最密切联系原则的两面性所决定的。

  3、在法律问题的识别方面,各国冲突法在考虑法律适用时,都首先将所涉问题分为实休法问题和程序法问题。如果一个问题被识别为程序法问题,就适用法院地法;如果被识别为实休法问题,就可以适用外国法。例如美国的法学理论把推定区分为两类:一类是与诉讼的方式有关的推定,另一类是与案件的决定有关的推定。前者是程序法问题,适用法院地法;后者是实休法问题,适用案件的准据法。因为不同国家、不同学者对程序问题和实休问题的划分标准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实践中就存在法院将一些问题识别为程序问题而非实休问题,然后按“程序问题依法院地法”原则而适用法院地法的情况。就我国而言,针对各国有争议的几个问题,如时效、证据、推定、损害赔偿等问题的识别,除将诉讼时效问题规定在民法通则中,可以推定我国法律将诉讼时效识别为实休法问题,在涉外民事诉讼中适用案件的准据法外,对其他问题均没有明文规定,这样就对这些问题的识别留有一定的空间,又加之法院地法的便利性,导致法院地法的适用。

  4、在本应予以适用的外国法由于缺少连结因素而无法确定时,随之产生法院地法的替补适用。例如:当事人的诉讼行为能力依其国藉国法,而当事人无国藉或国藉不明;有关的外国法无法查找或内容不能查明;双方当事人因疏忽未选择外国法或放弃所选择的外国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