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香港华润纺织原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纺织原料公司)因与被告广东湛江船务代理公司(以下简称湛江船代)、湛江纺织企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湛纺公司)无正本提单放货、提货纠纷，向广州海事法院起诉。广州海事法院受理后认为，深圳经济特区进出口贸易(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公司)与案件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必须共同进行诉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通知深圳公司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

　　原告纺织原料公司诉称：1980年5月27日，原告与深圳公司签订合同由原告向深圳公司供应1908吨苏丹棉花。7月24日，根据深圳公司的申请，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就945吨苏丹棉花开出信用证。原告租船将5，023包、963，583公斤苏丹棉花从苏丹港运抵湛江港。承运人签发ZHAN/1号提单。湛江船代是承运人在湛江港的代理人。由于深圳公司拒付货款，1991年3月1日，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将信用证项下包括正本提单在内的全套议付单证退还原告，原告成为该提单的合法所有人和持有人。同年5月，原告持正本提单向湛江船代提货时被告知，ZHAN/1号提单项下货物已被湛纺公司凭保函提走。湛江船代与湛纺公司的行为构成了对原告提单货物所有权的侵犯。请求判令湛江船代向原告交付提单项下苏丹棉花或赔偿1，530，596.10美元及利息损失，湛纺公司负连带责任;

　　被告湛江船代辩称：被告在收到湛纺公司有效保函及副本的情况下，予以放货，是正常做法，所产生的一切责任应由被告湛纺公司承担;

　　被告湛纺公司辩称：原告与深圳公司经长期交涉并由深圳公司支付了部分货款，原告已无权再主张货物权利。湛纺公司只是配合深圳公司提货，不是提货人。

　　被告深圳公司辩称：在提单纠纷的范围内，深圳公司与本案当事人无利害关系。原告回避其与深圳公司的合同纠纷的事实，以提单纠纷为由起诉，规避法律。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

　　广州海事法院审理查明：1989年5月6日，原告与瑞士日内瓦NORSUDS·A·签订买卖合同，原告购买1，905吨苏丹原棉，以信用证方式付款。5月27日，原告与深圳公司签订购棉合同，约定由原告提供苏丹原棉1，908吨，分两批交货。6月28日，深圳公司与湛纺公司签订棉花加工合同，约定深圳公司以不作价形式提供原棉954吨，由湛江公司加工成精纺，深圳公司负责办理报关、提货手续，湛纺公司负责原棉从进口口岸到工厂仓库的运输。7月24日，根据深圳公司的申请，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开出LC450890756号不可撤销跟单信用证。该信用证规定，苏丹原棉数量745吨，单价为每磅0.73美元，价格条件为CIF湛江。

　　10月11日，原告开出金额为1，530，596·11美元的即期汇票，连同包括一式四份正本提单在内的全套议付单证通过中国银行香港分行转交中国银行深圳分行，要求深圳公司支付货款。根据提单记载，承运人为太平国际船务(私人)有限公司(PACIFIC INTERNATIONALLINES (PTE·)LTD·)，承运船“科达·玛珠”(KOTAMAJU)，提单编号为ZHAN/1，托运人为苏丹港棉花公司(PORT SUDAN COTTON CO·)，收货人为凭苏丹喀土穆苏丹港棉花公司代日内瓦NORSUDS·A·棉花部的指示(ORDER OF：PORT SUDAN COTTON CO·KHAR—TOUM/SUDAN FOR A/C OF NORSUD S·A·COTTONDIV，1204GENEVA)，装货港苏丹港，卸货港湛江，装载5，023包，重量963，583公斤苏丹原棉。NORSUDS·A·棉花部在提单上作空白背书。10月14日，中国银行深圳分行收到信用证项下单据，并通知深圳公司付款。10月20日，深圳公司通知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因单据与信用证规定不符，拒付货款。同日，中国银行深圳分行通知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拒付信用证项下款项。

　　1989年10月11日，承运船“科达·玛珠”轮抵湛江港。湛江船代为承运人委托的船务代理。10月18日“科达·玛珠”轮卸货完毕，5，023包苏丹原棉存放于港区仓库。深圳公司向湛江海关申报进口苏丹原棉。10月20日，深圳公司向湛江船代办理提货手续，因无正本提单，湛纺公司向湛江船代出具保证函，保证承担深圳公司凭副本提单提货可能产生的责任。湛江船代同意放行货物。10月23日，湛纺公司向湛江港务局办理提货手续，将货物从海关监管的港口仓库转运至湛江港务局货运公司仓库。经深圳公司同意，湛纺公司于11月10日和20日共提取39包原棉以供试纺。1990年1月，湛纺公司根据深圳公司指示，将3，031包原棉运往三水县纺织印染厂，1，011包运往深圳蛇口，余下942包由深圳公司自行处理。

　　深圳公司拒付信用证项下货款后，原告与深圳公司通过传真方式，就货物质量及货款支付问题进行协商。1989年10月25日，原告在给深圳公司的传真文件中称：“贵司已前往提货……请通知银行电汇货款”。深圳公司则以货物质量不符合同要求为由，要求原告赔偿损失。1990年1月3日，原告职员于敦在深圳公司职员周钢亮、罗邕生、许朝阳，湛纺公司职员陈瑞敬的陪同下，前往湛江港务局货运公司仓库了解货物质量及推存、保管情况，发现已有39包原棉被提离该仓库。6月11日，深圳公司起草一份付款协议书并通知原告：“现经双方协商，甲方(指深圳公司)先付60万美元货款，余款按甲方损失情况，双方协商解决。”原告答复：“现经双方协商，甲方(指深圳公司)同意先付60万美元货款，余款近期另付。”原告与深圳公司就先付60万美元货款及其付款方式协商一致。6月22日，原告收到深圳公司电汇支付的60万美元货款。

　　1991年5月，原告向湛江船代查询货物存放情况，湛江船代答复，ZHAN/1号提单项下货物已被提走。

　　广州海事法院认为：本案的事实涉及互相关联的两个法律关系。

　　一是原告与被告湛江船代、湛江纺织和深圳公司之间的海上货物运输无正本提单放货、提货损害赔偿法律关系。

　　二是原告与被告深圳公司之间的国际贸易合同法律关系。从本案事实发生发展的逻辑关系分析，在货物运抵湛江港的当时，原告合法持有提单，是提单项下货物的所有人。湛江船代作为承运人的代理人没有收回正本提单，而凭保函交付货物，违反了国际航运惯例;深圳公司在未取得正本提单的情况下，提取并实际控制货物，亦违反了国际航运惯例;湛江纺织为深圳公司无单提货，向湛江船代出具保函，同样是违反了国际航运惯例，三被告的行为互相作用，构成了共同侵权，侵害了本案提单在当时作为物权的法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