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3月4日，原告厦门象屿保税区中包物资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称中包公司）与被告香港千斤一国际有限公司（下称千斤一公司）签定了一份购销总价值225万美元、7500吨热轧卷板的合同。合同约定起运港黑海港，目的港中国镇江港，采用分批装运方式履行。合同签定后，中包公司于同年7月1日依约开出受益人为千斤一公司、金额为60万美元增减5%、代号为FIBXM96698-XG 的远期不可撤消信用证， 信用证规定货物装运时间不迟于1996年7月15日，付款日期为1997年1月14日，后更改信用证交货地点为中国福州马尾港。
被告千斤一公司在议付期内向议付行交付了全套单据。原告于1996年7月18日向开证行福建兴业银行厦门分行保证承兑而取得了全套单据，该行于同月25日对外承兑。千斤一公司取得承兑汇票后转让给了英国伦敦的一家公司。原告中包公司取得的海运提单载明：承运船舶为被告里舍勒公司所属“卡皮坦·坡克福斯基（KAPITAN POLKOVSKIY）” 轮，发货人 “ALKORADVANCEDLTD.”, 数量165捆， 重量2149.50吨， 价值644850美元， 装运港依切利夫斯克（ILYICHEVSK），目的港中国福州马尾港，装船期1996年6月26日，提单签发日期1996年6月26日。该提单表明，是被告香港永威船务有限公司（下称永威公司）代被告里舍勒公司签发，但不是里舍勒公司的格式提单，提单的抬头名称也不是永威公司。“卡皮坦·坡克福斯基”轮到达福州马尾港后，原告持上述提单前往提货，但该轮并无该票货物。原告中包公司认为被告方提供的装运单据和提单都是虚假的，故起诉至厦门海事法院，请求判令其与千斤一公司的购销合同及海运单据无效，并撤消信用证，不予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并由千斤一公司连带赔偿其损失。
二、判决摘要
厦门海事法院经审理查明：里舍勒公司系在利比亚登记的航运公司，“卡皮坦·坡克福斯基”轮为其所有（该轮在本案诉讼期间因另案被扣押于马尾港）。该公司未委托永威公司为其代理船舶，也未授权永威公司代其签发提单。“卡皮坦·坡克福斯基”轮与1996年5月24日至6月31日在依利切夫斯克港装运24860.627吨货物，但未装载原告所持提单上的货物。“卡皮坦·坡克福斯基”轮本航次福州代理称其未接到有关收货人为原告的委托。
厦门海事法院认为：原告中包公司为购买钢材与被告千斤一公司签定购货合同，依约向开证行申请开立信用证其合法权益应受法律保护。千斤一公司不按合同约定向原告提供货物，而在没有交货的情况下，串通永威公司伪造已装船清洁提单，并将提单及其他伪造单证提交议付行，企图骗取货款，这些行为是千斤一公司与永威公司对原告的蓄意欺诈。据此，中包公司与千斤一公司签定的购销合同及其相关的提单等单据无效，原告据此开立的以千斤一公司为受益人的信用证项下款项应当停止支付。千斤一公司和永威公司应对由此给中包公司造成的损失负连带赔偿责任。被告里舍勒公司未参与欺诈，与本案无关，不应承担责任。1996年12月21日判决如下：1，原告中包公司与被告千斤一公司签订的购货合同无效，被告永威公司1996年6月26日签发的9A号提单等相关单证无效。中包公司申请开立的千斤一公司为受益人的FIBXM96698-XG号信用证项下款项不予支付。2，千斤一公司和永威公司连带赔偿中包公司开立和更改信用证的银行费用人民币9103.03，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3，驳回中包公司对里舍勒告诉的诉讼请求。
三、判决评论
1、问题之一：如何适用独立性原则和欺诈例外
在对待因基础合同欺诈为由而冻结信用证项下款项支付问题上，最高法院早有极为明确的司法解释。最高法发布于1989年6月12日的《全国沿海地区涉外、涉港澳经济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最高法院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先进国家的法院一样，认为信用证基础交易和信用证交易相互独立这一基本原则不能保护一个“不道德的商人”，或者用罗马法的一句古老的格言来说，就是“欺诈使一切无效”。最高法院的这一立场是清楚而坚定的，从最高法院最近作出的新湖商社案和三和银行案判决就可以看出，另外，新湖商社案特别提出了欺诈必须是“实质性”欺诈的标准，换言之，一旦信用证项下发生实质性欺诈，则独立性原则将不再能够保护受益人，法院将可以突破信用证的独立性和单据交易的基本原则，去根据基础合同项下受益人是否作出欺诈来判断开证行应否付款，而不是仅仅根据单据是否严格相符来作出应否付款的判断。欺诈是否是实质性，是一个由法官自由裁量权掌握的问题。
2、问题之二：认定信用证欺诈和举证责任和举证标准
本案信用证交易显然存在受益人提交假单据进行欺诈的事实。但是问题的关键点是，由于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阻止法院不能轻易越过独立性原则以及单据交易原则去看单据背后的基础交易，那么法院在何种情形下将以何种方式越过独立性原则去考察基础合同是否存在欺诈。本案法院在原告起诉之前冻结信用证的程序中，以及后来法院在本案的实体判决中，法院并没有交待如下一些基本实事就直接认定存在基础合同的欺诈：原告提供了哪些证据？这些证据是一些什么样的证据？这些证据是否足以说明存在基础合同欺诈？该欺诈是否是实质性欺诈？在基础合同存在实质性欺诈的情形下，如果法院不给予法律救济，将造成申请人的损失是否是不可挽救的？法院是否有必要和足够的理由停止或终止信用证的支付？另外，最高法院的《座谈会纪要》中说，因基础合同欺诈而向法院申请冻结信用证项下的款项支付的人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据”。在本案的判决中，我们看不到法院对这一举证责任和举证要求做出任何考量。
3、问题之三：欺诈例外的例外
并不是只要发生信用证欺诈法院就可以一概将信用证的支付予以冻结或终止支付。各国之所以在欺诈例外之外还设定一系列例外，有一个明显的目的，那就是为了鼓励更多的中间商或中间银行参与到信用证交易中来，因此开证行或法院必须注意培养而不是破坏这些信用证交易的中间人或中间行对信用证机制的善意信赖。因为这些中间商或中间行对信用证机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例如保兑行、议付行、付款行以及那些因依赖开证行在信用证中明确的付款保证而善意行事的人，或者他们不知晓欺诈的发生，或者他们已经付出对价。法院必须明白，没有这些中间行的善意参与以及对信用证法律机制的依赖，信用证付款机制就是一句空话。
当然，如果已经开证行承兑的信用证项下的汇票仍然由进行欺诈的受益人持有，则开证行当然可以根据受益人进行欺诈的抗辩直接针对该受益人，但实际上实行了欺诈仍傻乎乎地持有汇票的受益人几乎没有，因为受益人获得开证行承兑汇票之后往往立即以较低的价格直接在票据市场上将该承兑汇票贴现，获得款项后不知去向。所以最后要求开证行兑付承兑汇票的往往是付出对价的、善意的、在票据市场上以公平价格获得该承兑汇票的正当持票人。已经承兑汇票的开证行不得以针对受益人的欺诈抗辩针对正当持票人。
法院在本案中显然根本没有考虑信用证下已承兑汇票项下的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法院的判决将显然造成如下严重的事实和法律问题：由于法院处理的是基础合同项下的欺诈纠纷，诉讼的原被告是基础合同的买方和卖方，但是法院却处分了不是本案当事人的信用证项下开证行和已经承兑汇票的正当持票人的法律权利；另外，由于开证行和正当持票人不是一审的诉讼当事人，自然也被剥夺了上诉的权利。这样的判决显然会造成很大的司法不公平。
4、问题之四：审理信用证欺诈案件时涉及独特的程序上的问题
对法院的司法程序和实际操作来说，因基础买卖交易项下的欺诈而来的诉讼必然会涉及到信用证交易。但是信用证交易和基础合同交易的相互独立这一基本原则又不允许银行或法院轻易地突破该基本原则。法院必须保持平衡：一方面不能让欺诈得逞，另一方面又不能损害信用证的基本原则。
法院在此时会面临两个问题：首先是程序上的问题。因为法院审理的往往是开证申请人发现受益人欺诈后提起的要求法院冻结甚至撤销信用证项下款项付款的诉讼。但是开证行并不是基础合同项下的当事人，开证行和受益人之间基于信用证开立而来的交单付款关系不能基于基础合同项下一般纠纷的抗辩得以解除，除非出现受益人欺诈。程序上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一般来说，基础合同项下开证申请人为原告和受益人为被告之间的诉讼如何将开证行追加进来是一个重要问题。在美国一般是开证申请人为原告告被告开证行，要求后者因受益人欺诈而拒绝兑付受益人汇票。但是在中国法院目前所审理的案件中，似乎更多的是开证申请人以基础合同项下受益人欺诈为由起诉受益人。所以，开证行往往被当作第三人追加到诉讼中来。
这样就产生一个严重问题：因为基础交易和信用证交易是两个不同的交易，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不同的法律关系，在一般的情形下，基础合同项下的法律关系和信用证交易的法律关系在一般的情形下是不应该合并审理的。因为原告和被告不一样，诉讼的标的也不一样。
其次是实体上的问题。尽管独立性原则不能被轻易突破，但是由于法院不能违背公正的原则而眼睁睁的看着受益人的欺诈得逞，所以法院在何种情形下，在何种条件下，基于何种考虑才能突破独立性原则，再根据基础合同项下受益人的欺诈的证据判断，对银行应否兑付信用证作出判决。
5、问题之五：未经审判剥夺开证行和信用证项下汇票持票人的权利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案中法院未经追加开证行和信用证项下汇票的持票人就撤销了信用证项下开证行的付款义务。但是法院撤销了信用证项下开证行的付款义务并不意味着法院在同时也撤销了开证行已经承兑并经转让给第三人的汇票项下的付款义务。有的人理解为法院也同时撤销了承兑汇票项下的付款义务，理由常常是该承兑汇票正是银行在信用证项下的付款方式。
本案中，法院显然没有考虑承兑汇票的付款最终性问题。法院也显然没有考虑该承兑汇票的持票人的正当性问题。法院没有意识到，他们一相情愿要保护国内开证申请人的一方利益时，也轻易并且未经审判就剥夺了另一方当事人例如开证行或承兑汇票的正当持票人的财产以及相应的法律权利。显然本案的开证行的国际声誉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另外，本案正当持票人的权利未经司法审判，根本没有获得基本的抗辩机会就被法院无情剥夺。
另外一个更简单直接的理由是，既然法院的判决未经开证行和正当持票人的参与，法院的判决就无法约束开证行或正当持票人。法院的判决不能约束未参与诉讼的、没有接到法院通知、也没有获得足够的抗辩机会的当事人。这是明显的强有力的理由。
接下来的后果是，当信用证项下经开证行承兑的汇票的正当持票人要求开证行兑付到期汇票时，开证行将不可避免地要做出支付。当然开证行也可以以该国内判决作为抗辩，但是持票人可以有几个强有力的抗辩理由：第一，国内法院终止的是开证行信用证项下的付款义务，法院并未终止开证行承兑汇票项下的付款义务；第二，开证行和正当持票人不是开证申请人发动的基础合同项下诉讼的当事人，因此该诉讼的判决结果对于未参与诉讼的开证行和承兑汇票持票人并无约束力。第三，如果该信用证项下经开证行承兑汇票的持票人是正当持票人，即使开证申请人或开证行发现受益人欺诈，开证行或开证申请人也很难以此作为对抗正当持票人的抗辩理由。
6、问题之六：法院不当干预信用证支付造成银行实务的混乱和银行的尴尬地位
法院显然没有明确区分冻结信用证项下的款项支付和撤销信用证项下兑付义务。因为冻结信用证项下款项支付诉讼的被告是开证行或保兑行。因基础合同欺诈而提起诉讼的被告则是信用证项下的受益人，即基础合同项下的卖方。
法院在发出冻结信用证的命令时，应该明确知晓自己发出的命令将严重干预商业实务，除非确实发生了严重的欺诈行为。如果法院的命令错误，将使信用证的各当事人遭受不可挽回的损害。法院应该知晓，在一般情况下，尤其是没有明确的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证据被提交法庭之前，法院不应该轻易去干预国际商业实务的运作。因为国际贸易买卖双方相隔遥远，交易双方互不认识以及涉及金额巨大且生死悠关，交易各方全凭信用证这一精妙的支付机制以及对银行付款信誉的依赖，否则国际商业就无从开展。
没有一个国家的法院会故意去损害自己国家银行的国际声誉，尤其对于信用证来说，开证行的声誉以及信用是信用证机制赖以存在并发挥其关键作用的基石，先进国家的法院明确承认，损害这一基石，将使本国的国家贸易企业和银行在国际贸易中陷于极为不利的境地。
几乎所有先进国家尤其是国际贸易发达国家的法院，在处理信用证冻结和撤销案件时，均战战竟竟，生怕影响了本国的银行家和生意人的生意。我们在这一个案件中看不到法院对此有任何考虑。法官是那些银行家和生意人交纳的税养活的人，法院没有理由，也不可以因自己的不当行为扰乱银行家和生意人的生意。和其它一些案件一样，我们再次看到了基层法院在审理信用证欺诈案件时造成银行实务的严重混乱，本案是最典型的案件之一。
本案法院造成银行界尴尬处境至少有两个：其一，因为法院审理的案件是基础合同，却处分了信用证交易项下当事人以及开证行承兑汇票关系项下持票人的权利，由于实行欺诈的卖方不可能来参加诉讼，因此对这样一个被告缺席的判决，一审判决自然无人会上诉，而信用证项下的当事人因为不是案件的当事人就更无法上诉，案件判决出来后银行作为协助执行人又只能执行，如果银行想要对这一已经产生既判力的不公判决要求撤销，又极其困难。开证行的国际声誉受到严重损害，但是开证行只好干瞪眼。开证行面临的另外一个更大尴尬是，开证行由于已经承兑受益人开立的汇票，该汇票又被第三人在国外的公开市场上以公平价格购得，因此该持票人显然是正当持票人，如果该持票人在国外提起诉讼，显然开证行最后仍需支付，不但本金利息要支付，而且还要赔上一大笔律师费，银行声誉上的损失更是无法计算。这正是国内法院为了保护国内企业利益的好心一不小心就变成了一件大坏事。
更糟糕的是，一旦开证行在国内或国外被中间行或正当持票人起诉败诉后，开证行必须对外支付信用证项下或承兑汇票项下的款项，但是开证行在付款以后将无法获得法律救济。因为开证行对外支付后，开证行替开证申请人垫付的款项最终无法从开证申请人那里获得偿还，因为开证申请人会根据海事法院在基础合同项下做出的终止信用证支付的生效判决作为针对开证行债权的有力抗辩。最后的结果是，不但开证行两头不是人，而且还吃了一个哑巴亏，没有一个说理的地方。
本案最恶劣的地方盖在于此。包括本案在内，笔者已经接触到了四个相似的案件，几乎无一例外，开证行都几乎将在或已经在国内或国外被开证行承兑汇票的正当持票人起诉，开证行几乎无一可能逃避付款责任。而开证行最担心的就是在自己对外作出付款后，自己的债权最终无法从开证申请人那里得到偿还，原因就是国内已经有一个法院的无理判决横在那里阻止了它的索偿企图。